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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卿大将一家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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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原口述: 罗瑞卿大将一家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

口述|罗原   撰文|纪彭  

2010年08月01日15:29  

【字号 】  

罗瑞卿,这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开国大将,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,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巡,后担任总参谋长,却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。从那一天起,文革开始进入倒计时。罗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动荡中沉浮不定,感受人间的冷暖炎凉、悲欢离合。  

  罗瑞卿,这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开国大将,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,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巡,后担任总参谋长,却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。从那一天起,文革开始进入倒计时。罗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动荡中沉浮不定,感受人间的冷暖炎凉、悲欢离合。

  一个家庭的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的苦难。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,找到了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原。罗原,罗瑞卿的小儿子,生于1953年,因文革中断了学业,后来在中国-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(即现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)获得MBA学位,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,现任该公司董事长。

  6月30日下午,罗原在北京宽街附近一处四合院里接受本刊专访。他的书房全是中式陈设,很朴素但是很舒服,书桌略显凌乱,随意堆放着《希腊精神》和《西方哲学史》等书籍。罗原个子挺高,脸庞清瘦,和照片里的“罗长子”真有几分相似,他一见面就笑着说:“父亲风光的时候,我还小,我知道的都是倒霉的故事。”

  林彪:罗瑞卿是谁的人?

  1959年庐山会议,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打倒以后,毛泽东起用林彪做国防部长,林彪提名我父亲做总参谋长。按理说,我父亲应该是林彪的人,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较低。在他眼里,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。这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缩影,父亲的经历很简单,所以我们家的教育也很单纯,是非常正统的教育。在很长时间里,我们都觉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,而现实的复杂都是我们在社会上慢慢学到的。

  从我父亲的政治生涯看,他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,大革命失败后,他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,所在部队就被张发奎缴械,打散了。后来从上海坐船到福建,加入张鼎丞的闽西纵队。等到红四军打福建的时候,毛委员把他带走了,之后就一直在军队,跟随毛主席。从1959年到1964年,是我父亲在政治上的上升期。1959年4月,他任国务院副总理,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,中共中央军委常委、秘书长,总参谋长,后来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。1962年9月,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。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感觉到有什么问题,那应该是到了1963-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。大比武刚开始时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贺龙、叶剑英都很支持,主要的领导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。全军兴起军事训练的高潮,推广郭兴福教学法,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宣传,非常热闹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,有一次去看夜间军事演习,心里非常高兴。我记得当时还发了一袋食品,里边有一根香肠、一个鸡蛋、一个面包,还有一段酸黄瓜。在60年代,能有这样好吃的东西,很不容易,所以当时感觉太美了,就跟过节似的。

  没想到,大比武引起了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,兼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的不满。这也是人之常情,一个人长期生病,忽然有一个有关军队的大事,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有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本来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,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,但这一做法却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。早在1960年,林彪曾提出部队 “四个第一”的观点,即人的因素第一、政治工作第一、思想工作第一、活的思想第一。大比武显然与他的“四个第一”不一致。因此,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,林彪是很不满意的。

  1964年11月30日,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,再次提出要“突出政治”。他说:“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,一定要突出政治。”他甚至说,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,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,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。林彪的讲话作为《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》下发全军贯彻执行。在林彪的压力之下,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。父亲对此很有一些看法,他曾经说:“不要搞空头政治”,“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,别的都不好,垮下来,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,是空头政治,哪里有这种政治!”“军事训练搞不好,浪费事小,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”。

  大比武之后,林彪认为罗瑞卿不听话,同他有二心,不禁问出“罗瑞卿是谁的人?”其实,大比武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搞起来的,父亲是执行者。林彪反对大比武,这就必须要说到林彪、贺龙和我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上了。

  一仆二主:父亲被夹在林彪与贺龙之间

  父亲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属,按说应该属于林彪的人。当时因为林彪身体不好,中央就叫贺龙主持军委工作,我父亲是军委秘书长,自然和贺龙接触多起来,有什么工作也主要是找贺龙商量。其实,贺龙和父亲从来就不是“一个山头”上的人,也没有共过事,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,脾气秉性比较近,私交也挺好,两家就逐渐走得比较近了。

  贺龙是个很有情趣的人,喜欢钓鱼、打鸟,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去吃,哪有好玩的就去玩。所以,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贺龙。见到他,他会大声叫我:“儿子,过来抱抱!”然后把一点好吃的分给我。在贺龙家,你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没事。所以,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贺龙。 大比武之后,林彪的反应使父亲逐渐感觉到压力,他也想办法找机会弥补与林彪之间的裂痕。有一次,父亲去看林彪,林彪批评他“封锁我,不来我这里!”还有一次,叶群对父亲说:“以后你来找101(指林彪),不要先打电话。你一打电话101就紧张、出汗,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。你不如直接来汇报比较好。”后来父亲就这样做了。没想到不久又传出话来:“罗瑞卿不打电话就来,这是要想林彪早死。林是病人,不打电话直接就来,他很紧张。”这样,在处理和林彪的关系上,父亲很为难。

  那时候林彪也有意想拉着我父亲。有时候叶群会邀请郝治平(罗瑞卿的妻子)去家里,送一些剪花,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。去林家的时候,叶群曾对妈妈说:“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,我们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间缓和一下就好了。”我母亲更是一个简单的人,她不理解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总参谋长在一起,女人掺乎啥呢?我母亲回忆说,有一次叶群来找她,说101身体不好,不能经常带着你们去玩。我想这话就是特指贺龙的。叶群还说:“101不能出门,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内向。你家的孩子多活泼,能不能带你家的孩子来玩。” 后来父亲带我去林家,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。我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林彪,就和去贺龙家完全不同。去之前就非常紧张,提前叮嘱我:“林伯伯是个病人,去了以后不要吵。”最后还嘱咐我“到那,见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”、“不要到处乱跑,不要吵闹”。我想那时候父亲已经感觉到了压力,要不然他见林彪不会这么紧张。

  那次去见林彪,我印象很深。我记得我们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。一进门就感觉到一种压力,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,光线很昏暗。由于事先千叮咛万嘱咐,我很紧张。父亲带着我走进林彪的房间,我已经记不得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了,只记得林彪坐在那里,脸色非常白,他看了我一眼,我抓着父亲的手,叫了一声“林伯伯”就出去了。

  蒙冤跳楼,“自绝于人民”?

  父亲在林彪和贺龙之间,虽然有点难受,但是从没意识到会出这么大问题。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。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?这个事情现在说法很多。我觉得,文革前,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,由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,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。其他元帅,朱德已经高高挂起,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,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,贺龙是二方面军的,陈毅是新四军的,罗荣桓去世得早,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,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他。林彪是一方面军的,在元帅里最年轻,排名紧随朱、彭。所以数来数去,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,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。在父亲这个位置上,被上级批评是常事,他不觉得主席、元帅们批评他有什么问题。可12月会议却很不寻常。1965年12月8日至16日,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会议分为三个小组,组长分别是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。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,讲得有声有色:“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,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,也要突出军事,军事政治都重要。搞折中主义。”

  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,事先父亲一无所知,会议召开时,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。他到昆明那一天,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,父亲却蒙在鼓里,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,全然不知。10日下午,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。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“罪状”:一是反对林彪,封锁林彪,对林彪搞突然袭击;二是反对突出政治;三是向党伸手。

  12月会议后,气氛明显有了变化。当时,我们家正修房子,父母住在钓鱼台,孩子们因为就近上学则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。父亲从上海开完会回来,就不能回钓鱼台了,直接住到了新六所,他也不大爱讲话了。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遭到隔离审查。

  到1966年3月,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。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,3月18日,父亲跳楼自杀,把腿摔断了,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。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,父亲被隔离审查,申辩无门,倍感屈辱。他不愿背着“反党、反毛主席”的恶名苟活于世,为明心迹,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,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。

 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。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,住在厂里,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。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,就再也没见到他,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。我很喜欢这支枪,回来就找,但是找不到。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,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。我挺郁闷的,但也没多想。现在想想,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,收缴家里的武器,以防不测。

  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比较大了。12月会议父亲遭到批判,只是免除军职,地方的职务还没有撤。可父亲自杀未遂后,就完全不一样了,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“自绝于人民,自绝于党”,上升为“敌我矛盾”了。他跳楼之后,直到1972年以前,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,也不知道他在哪里,只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是个反革命,是人民的敌人,也没有想过将来还能见到他。

  抄家之后,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

  1966年,我上初中一年级,文革爆发了,学校也就不上课了。记得复课闹革命的时候,我去学校上过一节化学课,我还记得课的内容是“镁带的燃烧反应”,下课后我被2个同班同学和1个外班同学打伤,从此就不再去学校了。文革刚开始不久,有一天,一大帮高干子弟,集体来我们家抄家,他们用皮带打我的妈妈、剪我妈妈的头发,当时我姥姥和姥爷也住在家里,也遭到了他们的殴打和侮辱。姥姥、姥爷后来被押送回老家,姥爷含恨自杀,姥姥不久也死了。这些孩子都是我和我姐姐的同学,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级别相近。这件事情对我刺激非常大,教育也很深。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。经过这个事情之后,我和这些同学就不再来往了。

  这以后,家里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原先照顾我们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,我们只能自己买煤、买菜,暖气和热水也都停了,开关就在一个锁着门的操作间里。我哥哥有一次砸开玻璃,把开关打开,一下子家里就暖和了,但工作人员只要一发现,就立马关上。这是一种很无聊的做法,无非就是让你生活上难受。那时候,只要出门,胡同里的孩子就会拿石头砸你、侮辱你、向你吐口水,这都是家常便饭。你会发现非常孤立,没有任何地方能寻求保护,只能忍着,除非你自杀。

  到了1967年,我们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华嘉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。那时,组织上一个月发给20元生活费,所以也饿不死。后来我们知道,这个钱是从父母的工资里扣除的。秘书们住在正房,妈妈和我们这些孩子挤在西厢房的3间小房里。这时,也有一些人暗中帮助我们。我们不会生炉子,大师傅就把一个烧好的蜂窝煤端来。做饭的时候,发面发不好,不是碱大了,就是发酸了,他就帮我们弄好。这些底层工作人员,都是暗中帮助我们,不能被秘书们看见。秘书们负责看管我们,他们自己也在被审查,对我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,他们也要靠这些来洗刷自己。

  1968年初,妈妈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,后来兄弟姐妹纷纷离开,有工作的、有插队的。学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队,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临走的那天晚上我还想,钥匙怎么办呢?其实,担心是多余的,早晨我出门时,我们家一个秘书从外面回来。我们俩打了一个照面,一句话都没说。从此以后几年,我们家在北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。

  913之后,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探望父母

  从景山学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队开始,一个月20元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。不去插队就只有饿死。我离开北京时并没有多想,也对农村完全没有概念。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学校的同学,所以也没有觉得多生离死别,反正北京也没有家了。在农村生活一阵子之后,觉得插队也有插队的好处,离开了北京这个政治漩涡,可以获得一种安宁。只要好好劳动,挣足自己的口粮,不会有什么事情来麻烦你。

  从1969年到1973年,我在农村插队,这个时候父亲被秘密关押在卫戍区的一个摩托连,母亲被关在秦城监狱。1971年9月下旬,我偷听苏修电台,第一次听说了“林彪坠机身亡”,不久,一个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学告诉我,“林副主席叛逃,飞机掉下来摔死了!”我当时非常震惊,但是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件事会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。

  老乡们却比我乐观。记得是1972年的春天,我们知青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。天上飞过一架撒农药的飞机,有个老乡就说,“这说不定是来接罗原的,现在林彪倒台了,他爸爸可能要恢复了。”

  197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,下着大雪,生产队的治保主任来找我,当时集体户里的知青都回家探亲了,就我一个人在,他进来时拿着一封信,很紧张,叫我赶紧看看。打开信封一看,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调查函,询问我的情况,大队回复,说我“思想政治上一般,劳动和群众关系比较好”。当时治保主任很生气地骂道,“他奶奶的!要是说你思想很好,你不就能回去了么!”

  到了后半年,政策开始松动,我们就经常回北京。有的人家被允许去监狱探监,我们就一起交流怎么能去探监。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房子,回来以后就找朋友借住。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济一些,还有就是靠偷,画月票、火车票。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没有革命理想,本能地追求快乐,找点乐子,去谁家听一个好的唱片、听一个手风琴高手的演奏、一起去洗个热水澡、有人请你去喝一瓶酸牛奶,都是很美好的事情。

  同时我们开始给毛泽东、周恩来写信,要求探望父母,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,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。我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,信封上写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收”,落款写是“罗瑞卿的子女”,这种寄信的方式有人试过,中央可以收到的。我们也很快得到了回应。一天,来了两个军人,当时我们还挺紧张,可他们态度很和蔼,告诉我“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”,并给我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,恢复了每月20元生活费。不久又通知我们“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”,这时候我真觉得生活有点希望了。1973年底到1974年初,爸爸、妈妈相继恢复自由了。那时候住在招待所,一家人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。

  福州养病,皮定钧准备拉队伍上山

  父亲恢复自由后,一直住在总参招待所,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长,也不叫同志。每个月发80元生活费。这段时间父亲一直在读书,看鲁迅全集,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,他很谨慎,基本不说什么。后来张爱萍将军介绍福建有个老中医,能治他的腿病,组织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。我那时候没有工作,就在福州照顾他。

 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。我问父亲,在暴风骤雨之前,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?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,把你往死里整,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,“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?”

  他淡淡地回答说:“你们可以批评我,这很容易。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,不是凭空产生的。”父亲说,长征的时候,每天都有可能死去,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挥,仗就打得好,比较顺,没被天天追着打。“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,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,就是跟他活下去。”我那时20多岁了,没工作、没学历,连户口都没有。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未来,我们的前途,他觉得对不起我们,我们则尽量化解他心中的苦闷。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给了我们很多照顾。虽然父亲和皮定钧以前没有共过事,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亲。我们家的日子刚好过一些,又赶上“批邓”和周恩来去世,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。最紧张的时候,皮定钧告诉父亲,他准备拉着队伍上山。“罗总长你腿不好,我们抬着你,你告诉我们怎么打,我们就怎么打。”父亲是一个很矫健的人,喜欢运动。骑马、游泳、乒乓球都很在行。现在坐在轮椅上,人就很沉默了。至少在那个时候,父亲一直忧心忡忡,并没有解脱。

  直到1975年建军节的时候,父亲以中央军委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委招待会,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。从那以后,他便在全国各地走了走,毕竟他在监狱里时间太久了,希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,放松一下自己。

  父亲恢复名誉之后,我的政策也跟着落实了,在1975年初我当了兵。那时候,当兵就是一种落实政策,起码可以解决户口,其实我当时很不想当兵,由于文革,我觉得军人就是军管人员,就是法西斯。妈妈说要是不当兵,我连户口都没有,只有农村户口。后来找了彭绍辉副总参谋长,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军区当兵。皮定钧交代了31军政委,告诉他我的身份。当时文革还没结束,事情随时有可能变化。那个政委交代我:“有人问你的家庭情况,你只能说两点。第一你是北京的,第二你父母是国家干部,其他什么也不要说。”直到上车还反复叮嘱!

  在福建当兵的时候,妈妈给我写了信,信上说了很多,“你13岁家里就出事,叫人打,叫人欺负,又到农村,现在刚刚好一些,你又得去当兵……我们很对不起你。”我很难受,给妈妈回信:“妈妈,你千万不要这样想,这些年,我们苦是吃了一些,你们也吃了苦,我也吃了一些苦,但是咱们家的苦还有人补偿,还有人给平反,补发工资,还恢复待遇,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呢?饿死那么多人,有人补偿么?今后,咱们永远不要提我们家的这点苦……”我妈妈收到这封信非常感动,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边,逢人就说“我儿子很棒,他有这个觉悟。”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邓小平提议我父亲当军委秘书长。那年父亲72岁,他说:“不能站起来,怎么当好军委秘书长?想下部队,坐在轮椅上可不成。” 父亲想治腿病,当时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最先进,但我们和联邦德国还没有外交关系,老帅们倒是有点担心,怕出危险,说风险太大;妈妈觉得最多是治不好,从没想到还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。由于父亲坚持要去,最后邓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见。1978年7月18日,在妈妈的陪同下,父亲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,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,决定于8月2日手术。上午7点,父亲进手术室,到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完成,很成功。傍晚,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,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:“晚上好,谢谢你。”医生替父亲把手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:“明天你就可以下床。”两个人都笑了。一直到晚上12点多,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。没想到次日凌晨2点半,他突发心肌梗塞。当妈妈赶到医院时,父亲已于波恩时间8日凌晨2时40分离开了人世!

  

来源:《文史参考》

(责任编辑:张淑燕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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