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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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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士

2018-01-09 20:38 来源:移民老炮儿 抗日 /日本 /民国

原标题: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士

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

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。

郁达夫之死

1945年8月29日晚8点左右。

印尼苏门答腊岛,巴爷公务镇。

当地一位华侨商人赵廉,

刚刚吃完晚饭,

在租住的一栋荷兰人留下的别墅中,

正和几位朋友商量结束酒厂生意的事。

他在当地开了一家“赵豫记”酒厂,

生产两种酒,

一种叫“双清”,一种叫“初恋”。

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,

方便以商人的身份潜伏下来。

而现在,日本天皇已于十四天前宣布投降,

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,

看上去一切危险都已过去。

就在这时,有一位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,

忽然出现在别墅门口,

把赵廉叫出去讲了几句话。

赵廉回到客厅,脸上并无异样,

只是告诉朋友:

“我出去一下就回来,你们请坐一下。”

他走得匆忙,

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。

但这一去之后,就杳无音信,

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

于是,传言四起,

有人说他被印尼抗日游击队处决,

有人说他看破红尘、已遁入空门。

然而真相很可能是,

就在他被诱骗离家的当天晚上,

被日本宪兵队秘密绑架,

然后被活活掐死在一处山崖之下。

第二天,他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,

为他产下了一名遗腹女,

距离他死亡时间还不超过24小时。

何丽有一直被蒙在鼓里,

以为自己的丈夫只是个普通的酒厂老板。

直到他遇害以后,她才如梦初醒,

原来枕边人竟是名满天下的作家郁达夫。

而赵廉,只是他的化名。

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

郁达夫妻子何丽有与儿子郁大亚

郁达夫,在中国现代文坛是赫赫有名的名字。

是他,留下了《沉沦》这部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;

是他,在小说和散文中,不加掩饰地大胆自我暴露,

作品中永远透着孤独感伤、沉沦颓废的基调;

是他,因为在小说里写青年人的性苦闷,

无视社会道德和封建礼教,

为旧时代的道德家所不容,而被大肆批判;

是他,虽然以白话小说而出名,

却被认为是现代作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一个。

但除去那么多伟大的光环,

他穷过、苦过、迷茫过、激愤过,

他仇洋仇富痛恨社会体制,

苦苦追到手的“女神”最后还给他戴了绿帽子。

他就是民国乱世的穷屌丝、老愤青,

但最后凭着文学上的造诣、和实际的爱国行动,

让自己逆袭成功,

变成了文学大师、变成了烈士英雄。

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

穷鬼郁达夫

1896年,正是甲午战争清廷惨败于日本的第二年,

正风雨如晦,山河惨淡。

郁达夫于这一年,

降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之家。

郁达夫的父亲,是个旧式小知识分子,

但一直肺痨病缠身。

2岁那年,父亲因病离开人世,

给家里只留下几亩薄田、几间旧房和许多藏书。

此后,生活的重担,

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。

为了养活一家老小,

母亲整日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。

郁达夫在自传中说:

“自父亲死后,母亲要身兼父职了,

入秋以后,老是不在家。”

郁达夫从小没有父爱,

因为缺乏母亲的陪伴,

也很少感受到母爱的温暖。

他的两个哥哥很早就外出读书,

而因为家里贫穷,

他姐姐从小就被送给人当童养媳。

家里头剩下寡母孤儿,

难免受了不少邻居亲戚们的欺负。

家里的田地被人盗卖,

堆在乡下的谷子被人偷窃,

还有祖坟山上的大树被人砍断,

母亲无力抗争,最后滔天怒火,

也不过化作一场父亲遗像前的痛哭。

那时的郁达夫,

还是个懵懂儿童,

见着母亲哭泣,

也只是跟着母亲伤心地哭起来。

好在郁达夫天资聪颖,

“九岁题诗四座惊”,

幼年就显露的诗才让书塾先生大为赞叹;

上了小学,郁达夫成绩优异,

能够连连跳级,

这或多或少给了母亲一丝安慰。

有一年开学,

小郁达夫向母亲提出,想买一双皮鞋。

擦得锃亮的皮鞋穿在脚下,

走起路来咯噔咯噔作响,

别提有多威风了。

郁达夫做梦都想像很多有钱同学那样,

能有这么一双皮鞋。

然而为了凑够郁达夫的学费,

母亲早就把家里东西典当得差不多了,

一双皮鞋要两个大洋,

算是绝对的奢侈品,

根本就没有余钱再买。

母亲没有办法,只好厚着脸皮,

带着郁达夫一家一家去找货店赊账。

店里的人,原本都很客气,

拿出皮鞋让郁达夫试穿,

但一听到说要赊账,

顿时换了一副脸孔,

放大喉咙说概不赊账。

郁达夫回忆说:

惨遭拒绝赊账的那一瞬间,

母亲非但涨红了脸,

我看见她的眼睛,

也有点红了起来。”

默默回到家中,

郁达夫拖住又准备拿衣服去当钱的母亲,

哭喊道:“娘,娘!您别去罢!

我不要了,我不要皮鞋穿了!”

母子二人相对大哭起来。

郁达夫自传里写:

“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……

拼命的读书,

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,

对有钱的人、经商的人仇视等,

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。”

在他后来的小说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,

作为知识分子的“我”,

和烟厂的穷困女工陈二妹能够做交心的好朋友。

他的小说里,对于底层穷人,

没有“怒其不争、哀其不幸”的批判,

没有高高在上的冷嘲热讽,

只有朋友般的同情与歌颂。

这与他幼年的穷困经历,是分不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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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(左)、郁曼陀(中)、郁养吾(右)三兄弟合影

病夫郁达夫

由于家庭贫困,

郁达夫自小就营养不良,

身材瘦小,体质很弱,

显出一副软弱文静的模样。

因家境不好而自卑,自尊心还强,

于是往往离群索居,

不大喜欢和人来往,

从小就显露出一种忧郁孤独的气质。

1913年,17岁的郁达夫,

跟随远赴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,

一同去了日本,

开始了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涯。

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,

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官费留学生,

还在日本的汉诗圈子里打出了名堂。

但作为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的弱国子民,

郁达夫漂泊异国,

难免会感受到当时日本国民的轻蔑。

有一次,郁达夫和朋友富长蝶如,

走进一家咖啡馆,点了一些饮料。

邻桌有几个学生打扮的日本人,

正带劲地议论着什么,

其中一个斜眼瞪了郁达夫的脸,

冷冷骂道:“叭儿狗。”

其他日本人也都跟着盯住郁达夫,

眼中包含轻蔑之情。

郁达夫没有站起来争辩,

只装作没听见,脸色发白,

流露出悲哀的神情。

富长蝶如看不过眼,

正想教训一下那几个无礼的学生,

结果郁达夫已经站起身来,

抓了帽子快步往门口走去。

两人离开咖啡馆后,

郁达夫才平静地说道:

“这样的事情,常有的。”

面对来自强国国民的蔑视和挑衅,

他悲哀,他难过,

但作为“东亚病夫”的子民,

常常有一种无能为力之感。

毕竟他不是《精武门》里找回面子的陈真,

他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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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名古屋八高求学时的郁达夫

人在日本,更让病夫郁达夫难受的,

或许是青春萌动,

带来的情欲火苗和性苦闷。

在名古屋上学时,

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后藤隆子。

但他或许是自卑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,

怕她看不起他这个“支那人”,

虽内心如火,但表面冷淡,

似乎从来没有告白过,

只是暗地里写下“我意怜君君不识,

满襟红泪奈卿何”的诗句

只是在《沉沦》里写偷窥房东女儿洗澡,

来满足自己对于隆子身体的渴望;

只是后来把他的长子取名为“龙儿”,

以纪念这段没有开始、更没有结果的感情。

由被日本人歧视带来的家国悲哀也好,

因身体发育而带来的性苦闷也好,

所有这一切带着些许病态颓废的思想,

都被他写进了小说《沉沦》中。

他说他写的是“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”,

大胆的自我暴露式写法,

一下子助力他成为了文坛的名人。

毕竟,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,

或多或少都和他有同样的病症,

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共鸣与感慨。

愤青郁达夫

幼年时经历的穷困,

青年时在日本受过的白眼,

所有这一切不幸经历,

让成年以后的郁达夫,

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大愤青。

虽说面对黑暗险恶的现实,

他不至于亲自上阵舞刀弄枪,

但他始终在用他文人式的方式,

表达他的激愤。

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成立了“创造社”,

还决定出版《创造》季刊,

想要在中国的文学界树立一面旗帜,

打出一片新天地来。

可惜后来《创造》季刊的销路并不好,

于是书店的老板,

难免会给郁达夫和郭沫若脸色看。

文人气十足的两人,

心里感伤难受,一气之下,

跑到街上去喝酒解闷,

连喝了三家店,都还没醉到不省人事。

走到半路中,郁达夫乘着酒劲,

突然跑到街道中间,

对准街面上飞驰而来的、

当时只有有钱人才开得起的小汽车,

把手当成枪支,作射击状,高声大呼:

“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!”

除了会仇富以外,

一旦他神经过敏,

因为对于外国列强的仇视,

甚至会迁怒于讲外语的女学生。

在他的游记《苏州烟雨记》中,

写在去苏州的路上,

遇见几位明眸皓齿、

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学生,

本来郁达夫对她们还充满好感,

结果她们为了出风头一直用英语在交谈,

气得郁达夫心想:

“为这一件事情的原故,

我简直不能把她们当作我的同胞看。”

由此他还想到国内媚外的外嫁女郎:

“现在崇拜黄金的世界,

也无怪某某女学堂卒业出来的学生,

不愿为正当的中国人的糟糠之宝,

而愿意自荐枕席于那些犹太种的英美的下流商人。”

文辞显得十分愤慨。

年轻时的沈从文,怀着文学梦想,

“北漂”到了北京,

但没名气没学历,生活往往陷入困顿。

绝望之中只好给当时已成名的郁达夫写信,

请求他帮助。

郁达夫倒也豪爽仗义,

不仅亲自跑到沈从文住处去看他,

寒冬天当即解下围巾相赠,

还请他吃喝,送他银元,

把沈从文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然而郁达夫当时工资水平也不高,

像沈从文这样求助的文青多了,

往往不堪其扰。

激愤之下,他在报上刊载公开信,

告诉沈从文和所有文学青年:

“我的力量太薄弱了,可怜的朋友太多了,

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。”

还痛陈了一顿世道的黑暗不合理,

大骂读了书后能混得好的,

都是“会爬乌龟钻狗洞”的。

信的最后,还不忘鼓动沈从文这样的文青,

去搞革命或者做贼行窃,

去做社会体制的破坏者。

郁达夫:出轨花心的民国渣男,以笔作枪的抗日勇

沈从文

他仇富、仇洋、痛恨当时的社会体制,

现在看来,或许有些幼稚可笑,

和当代那些网络键盘侠愤青别无二致。

但不要忘了,那个年代,

正是中国饱受列强欺辱的年代,

正是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,

没有像郁达夫这样一批有文化的愤青,

因为痛恨现实而试图去改变现实,

或许今天的中国依然一贫如洗、任人宰割。

在今天,当愤青算无脑;

在那时,不当愤青没血性。

情种郁达夫

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”

这是郁达夫《钓台题壁》一诗中的名联。

天生情种郁达夫,

曾在小说里表达出自己的真切渴望:

“知识我也不要,名誉我也不要,

我只要一颗安慰我、体谅我的心。”

然而,他的第一次婚姻,

却是毫无浪漫气的旧式包办婚姻。

母亲给他找的小脚媳妇孙荃,

知书达理、有点文化,

在乡下还算小有名气的才女。

郁达夫奉母命和她订婚后,

曾意味深长地写信给兄长说:

“其貌不扬,谈吐风流,

也有可取之处。”

可见,其实他并不太满意。

于是借口要回日本完成学业,

把婚事一拖再拖。

后来郁达夫看到母亲年事已高,

为了完成母亲心愿,

才只得委屈自己,和孙荃完婚。

婚礼在郁达夫的坚持下,一切从简,

不拜堂、不放花炮、不点花烛,

也没有媒人和证婚人,

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,

坐着一顶小轿静悄悄来到了郁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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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

郁达夫机械地完成了婚礼,

却从来没有多么珍视这段婚姻。

对于这个他这个不爱的妻子,

他采取逃避的方法,

常常外出嫖娼买春、自甘沉沦。

他的初夜,早早就给了日本的娼妓;

新婚夜孙荃送他的一枚钻戒,

转头就被他拿到日本卖了,

为的是给一名风尘女子赎身;

和孙荃结婚后的数年,

郁达夫去哪里工作,就嫖到哪里,

和不少妓女恩恩爱爱、卿卿我我。

正当他以为自己,

就要这样荒唐地过完这辈子的时候,

命里注定那个会和她纠葛大半生的女子,

就这样不经意被他遇见。

她叫王映霞,那一年20岁,

长着水汪汪的大眼睛,

皮肤白得像荸荠,

还有高挺的希腊式鼻梁,

人称“杭州第一美人”。

1927年1月14日,

在朋友孙百刚的家中,

郁达夫第一次见到王映霞,

就被王映霞的美貌所俘虏,

大献殷勤,还反客为主,

非要拉着大家一起去外面餐馆吃饭,

让他来掏腰包请客。

他兴致很高,还用日语对孙百刚说:

“百刚君,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,

只希望能出现一片绿洲,

你看绿洲能出现吗?”

自此以后,已达而立之年的郁达夫,

又变成热情如火的青葱少年,

把王映霞当成她的女神,

为她神魂颠倒、为她辗转反侧,

动不动就跑去找她,

还给她写一大堆表达心意的书信。

结果他的大胆热烈,吓到了王映霞,

因此起初受到冷遇。

王映霞不告而别,离开上海,

郁达夫伤心不已,

深夜在街头掉着眼泪游荡,

还在日记里埋怨自己:

“只能怪我自家不好,

不该待女人太神圣,太高尚。”

可埋怨过后,他照样不屈不挠,

继续对王映霞采取穷追猛缠的战术。

终于,原本“流水无意”的王映霞,

逐渐被郁达夫的真情所感动,

接受了郁达夫的爱。

但郁达夫已有妻室,

两人恋情升温,

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和责难,

也遭到郁达夫母亲和长兄的反对。

但郁达夫这种至情至性、视爱情如生命的人,

怎么可能妥协?

他写信给王映霞,鼓励她,也鼓励自己:

“我们只教有坚强的爱,

就是举世都在非笑,

也可以不去顾忌。

我们应该生在爱的中间,

死在爱的心里,

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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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,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

绿帽郁达夫

1928年1月,

郁达夫和王映霞这一对被柳亚子赞为

“富春江上神仙侣”的才子佳人,

饱经磨难,最终终于走到了一起,

在上海举行了婚礼。

然而相爱容易相守难,

进入到婚姻之中的神仙侣,

沾染了世俗的烟火气,

难免也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。

郁达夫没有正式和孙荃离婚,

而且还经常拿钱给孙荃用,

这一点一直让王映霞气不过,

觉得他没有信守承诺;

郁达夫文人脾气、生活散漫,

喜欢喝酒,一喝要喝得烂醉如泥,

吵了架他还要离家出走,几天不回家,

也让王映霞觉得郁达夫没责任心。

王映霞感到没有安全感,找来家人,

逼郁达夫把很多著作的版权赠给她,

郁达夫也因此心如死灰,爱情理想幻灭,

觉得王映霞终究也是个俗气的女人,

把金钱、物质看得比感情重要。

两人婚姻中的裂痕,就此埋下。

后来,郁达夫外出工作。

而王映霞独守家中,

和许多达官贵人交往频繁密切,

成了万众瞩目的社交界明星。

久而久之,就有了很多风言风语的传闻,

说王映霞和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。

有一天,他外返归家,

发现王映霞不在家,已离家多时,

还在家中找到了王映霞给许绍棣的书信,

觉得坐实了王映霞出轨的传闻,

一怒之下在报纸上登出“寻妻启事”,

闹得他家里这点破事,全世界都知道了。

郁达夫甚至想到了特别的报仇手段,

就是一定要比老婆情夫有名:

“现在他比我有名,

再过五十年,我们两个齐名,

再过一百年,我比他有名。”

但给郁达夫戴绿帽子的,

其实可能不是许绍棣,

而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。

据汪静之回忆,

郁达夫当时在前线劳军时,

王映霞曾跑来找他冒充她丈夫,

陪她去医院打胎。

汪静之分析来分析去,

觉得这孩子只有可能是戴笠的。

汪静之本来打算告诉郁达夫,

“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,声张出去。

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,人称为杀人魔王。

如果达夫声张出去,

戴笠决不饶他的命。太危险了!”

但从现有材料来看,

郁达夫可能未必不清楚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奸情,

只不过畏于戴笠的权势,未必敢明说。

后来,他带着王映霞去了南洋,

恐怕也有远走避祸的考虑。

但当时,郁达夫不顾颜面,冲动起来,

将家丑外扬,闹得满城风雨,

把家庭矛盾更加激化了。

到了南洋,他还是不知悔改,

竟然把详曝王映霞红杏出墙事迹的

《毁家诗纪》发表出来,

让王映霞大感恼火,

闹到双方互相在报纸上攻击揭丑,

一个骂对方是“淫妇”、

一个骂对方是“疯子”,

最后这一段人人称羡的美好姻缘,

不欢而散、以潦草离婚收场。

儿子郁飞后来评价他:

“他做人处世过于冲动,

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。”

原本美好的婚姻,

最终走到这一步,

郁达夫自己恐怕也难辞其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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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映霞

英雄郁达夫

郁达夫曾写诗:

“百年原为客,半世悔为儒。”

千古文人都有一个英雄梦,

郁达夫自然也不例外。

在国破山河在的抗战时期,

他一介书生慨然有了英雄胆,

不辞辛劳,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,

深入到前线去考察,

写下无数篇激励人心的战地报告。

他的母亲因为不愿逃离家乡而被饿死,

他的长兄郁曼陀,

因忠于祖国而被敌伪汉奸枪杀,

而他郁达夫,

一个身世可怜的穷鬼、

一个弱不经风的病夫、

一个敏感多情的情种、

一个愤世嫉俗的文人,

摇身一变,也变成了英雄。

在新加坡,他天天伏案疾书,

写下大量激励抗日和坚定胜利信心的政论文。

短短三年时间,竟写了一百篇抗战时评。

除此之外,还要开会、对群众演讲,

还要会见进步人士、慰问抗日义勇军。

他经常熬夜编刊写稿,

白天眼里挂着血丝,沙哑着声音还要去讲话。

同事张楚琨回忆说:“敌人轰炸加剧了……

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

从不畏缩。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出火一般的生命力,

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。”

然而很快,新加坡告急,

此时郁达夫拒绝了刘海粟给他的回国邀请,

慨然说:“我肩负抗战工作,

不到最后关头不走!”

他坚决不回国,最后和一干同僚,

只能乘坐难民船,

逃难到了印尼苏门答腊。

也正是这时,郁达夫开始蓄起了胡子,

化名赵廉,还学习印尼语,

准备长期隐蔽起来。

但郁达夫还是因为意外,

在日本人面前暴露了自己会说日语,

被日本宪兵队知道后,

强征他做了宪兵队的翻译。

他利用在宪兵队当翻译的身份,

帮助华人华侨和抗日武装做了不少实事。

有一次,日本宪兵部破获了

从事抗日运动的印尼共产党一处机关,

抓了机关内的一名印尼老人,

并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。

名单牵连甚广,要是被日本人发觉,

恐怕要血流成河。

郁达夫急中生智,一边把名单给日本人看,

一边指着印尼老人大骂:

“这个穷鬼,居然敢放高利贷,五盾十盾的放!”

日本人信以为真,撕掉名单,

只稍微教训了一下老人,就这么了事了。

在郁达夫当翻译期间,

当地没有一个华侨华人被日军杀害,

这有郁达夫的一份功劳。

郁达夫后来伪造了一份肺病证明,

让日本人害怕被传染,

才让他逃离了宪兵队的魔窟。

他后来在印尼开起了酒厂,

娶了第三任妻子何丽有,

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但就在抗战胜利前夕,

因宪兵队里汉奸翻译洪根培的出卖告发,

日本人逐渐查清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。

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,

郁达夫已经预想到,危险正在逼近,

写下遗书:“余年已五十岁,

即今死去,亦享中寿。”

当日本人投降后,

因为害怕郁达夫当翻译时知道的秘密太多,

见证了他们诸多战争罪行,

对他们不利,于是杀心一起,

骗出郁达夫,将他秘密杀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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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(右)与友人合照

1952年,新中国追认郁达夫为“革命烈士”;

而日本学者铃木正夫,

后来也找到了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,

再次证实了郁达夫确实是死于日本人之手。

但时至今日,

郁达夫的尸体一直未能找到,

他的魂灵还尚漂泊在苏门答腊的荒野之中。

很多年以前,

郁达夫曾对史沫特莱说:

“我不是一个战士,我只是一个作家。”

但在时局糜烂的中国,

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大时代,

他却变身成了一个斗士,

蓬飘域外,惨遭横死。

他是个有明显缺点的文人,

但最后,他却成为了一个英雄,

一个值得敬佩的伟大人物。

郁达夫曾说过:

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,

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

有了伟大的人物,

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,

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

在那个黑暗痛苦的世道,

在那个冰冷绝望的年代,

正是有了郁达夫这样真性情的穷屌丝老愤青,

化自己的激愤、痛恨为实际行动,

用他一生的不幸痛苦、沉沦孤独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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